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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 支持的声音

2015-03-17 14:01:41 人点击
导读: 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最基本的特征。同其他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一样,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最基本的特征。同其他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一样,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在一定程度上,就其诱惑力而言,此类行为具有社会危害的多次性和持续性,在某种情况下,此类行为可以达到财物贿赂达不到的目的;此类行为导致权力质变,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滋生新的腐败现象。其社会危害性程度与财物贿赂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对此类行为,应规定为犯罪,用刑罚惩罚。设立“性贿赂罪”不仅可以防止国家工作人员以“生活作风”问题或用党纪、政纪来规避法律制裁,而且能真正加强对性贿赂犯罪的有效控制。

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符合贿赂犯罪构成要件。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属于贿赂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符合贿赂犯罪构成要件。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与贿赂犯罪相同。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在客观方面,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与受贿罪具有一致性的特点。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财物,或者接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在客观方面同样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性服务,或者接受他人性服务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主体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在主观上都是故意。刑法是社会控制的最后防卫手段。从立法趋势来看,提出性贿赂犯罪行为“入刑”问题具有前瞻性,它起码能对性行贿、受贿行为人产生震慑。法无明文规定,将产生法律的空当,不利于反腐倡廉和对贿赂犯罪的打击。性贿赂行为的发案率呈蔓延扩大趋势,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一样,已经成为公权和私利交易的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不仅属于道德调整范围,也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法律和道德本身就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将严重破坏伦理道德的行为用法律来调整,顺理成章。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道德水平败坏,严重影响到政府权威,还只视为生活作风问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势必会放纵腐败犯罪。

至于如何对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行为进行刑法规制,肯定说又分为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提出把性贿赂从现有的贿赂罪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新的罪名--性贿赂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立法扩大贿赂内容,将性贿赂纳入法的调整范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典第385、388、389条进行修改,将条文中贿赂的内容“财物”扩大为“财产性利益和其他不正当利益”,性贿赂即属于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采取增设条款的方式,在第385条下增设1款,作为第2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接受他人或第三人提供的性服务,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按第1款论处。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某教授的观点与上述见解相似,他认为--根据刑事立法基本原理,一种行为之所以被规定为犯罪,一是因为具有407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危害与刑罚相当;二是其他措施不足以遏制,只能动用刑罚手段。性贿赂行为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应当入罪。

性贿赂的内容是权色交易,其本质是出卖国家公权换取不正当性利益,这与经济贿赂是相同的,其危害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性贿赂泛滥的社会现实之下,将其入罪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性贿赂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权力腐败形式,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相关统计,被查处的贪官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刑法的根本功能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刑事立法应追求务实,顺应社会需求。

其次,性贿赂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在贪腐官员已有相当雄厚的灰色、黑色经济实力的情况下,性的诱惑更能吸引他们,而不正当性利益往往会令人作出更为巨大的权力“奉献”。性贿赂滋生了更为严重的权力腐败,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愤慨,对其进行刑罚制裁已成为社会共识。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的调查,69.9%的公众认为权色交易现象严重,84.7%的公众认为应该增加“性贿赂罪”。

再次,以刑罚手段遏制性贿赂更具有效性。当前性贿赂不能构成犯罪,

一般也不能认定为违法(如果不属卖淫嫖娼),主要是依靠党纪、行政纪律予以处理,被定性为“作风问题”。纪律措施执行力度本来就不大,执行效力本来就不高,再加上督管者与被督管者之间的人情关系,互相掣肘、投鼠忌器时有发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为常态。

依靠自查自纠、道德修养等柔性手段来解决此问题,已被现实证明为不切实际。而刑罚制裁更具严肃性和公正性,刑罚制裁的确定性增大了遏制的力度,刑罚的严厉性增加了作奸犯科的成本。

性贿赂可区分为提供性服务型的性贿赂和“奉献型”的性贿赂。

第一类,提供性服务型的性贿赂,即雇请卖淫者为公职人员提供性服务。如顾新谐让红楼小姐陪官员洗浴睡觉、私营业主周雪华空运卖淫女供胡长清享用等等。这种性贿赂涉及的性关系具有市场交易性质,与物资利益紧密关联,可以直接以金钱衡量,容易量化(如转化为“嫖价”或以次数计),在当前刑法的思维定式之下,入罪相对简单。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给予嫖资”可被认定为受贿,例如长江净水城建公司原副总经理温某,就因收受嫖娼费而被认定为受贿罪。但接受他人已付费的卖淫者的性服务却不能被认定为受贿。应当说,这两种情况的内容和性质是相同的,不应有所区别。在性贿赂入罪后,即可直接将性服务作为受贿内容,无需转化为金钱计价。

第二类,奉献亲友型或自己献身型的性贿赂。指进贡妻女亲友,或者自己充当“二奶”、情妇、小蜜,以换取职权利益。这种性贿赂涉及的性关系不具市场交易性质,与包“二奶”、一夜情等悖德行为类似,有时还涉及所谓“真感情”问题,易被误读为道德问题,入罪相对困难一些。但显然,性贿赂不仅涉及不正当性关系即“性”要素,更重要的是涉及利用公权谋取利益即权色交易要素,其着眼点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有客观证据可以证明存在“谋取利益”的情况下,即使存在“真感情”,对其定罪也无可厚非。依照现行刑法规定的徇私枉法罪,徇合法妻子之私情而枉法尚可构成犯罪,何况是徇非法“二奶”之奸情而滥权渎职呢?当然,对于这种性贿赂定罪存在着取证、认定方面的难题。

在客观上,性贿赂是由“发生性关系”和“谋取利益”两个方面要素构成的。证明“发生性关系”的难度与证明发生强奸和卖淫嫖娼的难度差不多;“谋取利益”与行贿罪、受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别无二致,可采“应允说”也可采“行动说”。知情人证言、现场残留物、录像、录音等证据材料均可成为证明证据。其取证和认定难度并不高于行贿罪、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聚众淫乱罪等犯罪。

性贿赂的入罪途径,一是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以扩张解释的方法将性贿赂纳入贿赂犯罪之中,二是通过刑法修正案另立新罪名。由于“性利益”这种非物质性利益与现行刑法将贿赂限定为财产利益存在冲突,故另立新罪名更为可取。可以考虑增设“国家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罪”,不仅将接受性贿赂包括进去,而且将获得安排子女升学,帮助本人或他人就业、调动工作、晋职晋级等非物质性利益包括进去。在立法时还需考虑“性利益”的范围、谋取利益合法与非法、行贿者是否处罚、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可构成犯罪、与渎职罪的关系、刑罚轻重等一系列问题。

性关系本身应属道德问题,但当性关系成为公权交易的砝码时,它就成为了刑法问题。将性贿赂入罪,必将是大势所趋。

文章来源:千客小说 编辑: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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