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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 反对的声音

2015-03-17 14:02:24 人点击
导读: 据有关人士概括:目前社会上常说的性贿赂;,是指利用女色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以使其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而不少法律专家则认为

据有关人士概括:目前社会上常说的“性贿赂”,是指利用女色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以使其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而不少法律专家则认为“性贿赂”的提法本身就值得推敲。

我国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铭暄说,从字409意上分析,“贿赂”两个字都是“贝”字旁,“贝”在古代是“货币”的意思,即“贿赂犯罪”应该指与财物利益有关的一个罪种。而“性贿赂”中的交换物不是钱财而是“性”,用“贿赂”两个字与“性”搭配,在《刑法》中专门设立一个“性贿赂罪”恐怕不合适。

另一教授也说:我不同意在法律中有“性贿赂”的提法。“贿赂犯罪”是指用财物买通国家工作人员,获取不正当利益,“性贿赂”的提法在法理上解释不通。目前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包二奶”或和多个女性发生性关系,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这种现象非常可恨,影响也很坏。但是要不要通过增加“性贿赂罪”来调整呢?

我认为不会这样。色权交易的现象在我国早就存在,过去曾经按强奸罪、通奸罪进行过追究,但是司法实践中证明有些界限很难界定。

一位在位的反贪局长认为认为“性贿赂”作为社会谴责腐化分子生活堕落的语言近两年不断出现在媒体上,但是作为司法机关内部却不太用这个词。因为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司法办案中,每一个用词都必须非常严谨。

“贿赂”在司法实践中是指收受可以用数量计算的财物,而“性”只是一种行为,一种感受,难以用数量计算,难以衡量,其本质上与“贿赂”两个字并不搭界。

还有人士提出,“性贿赂”中的“性”与财物不同,它和人身属性不可分离,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当一个人在实施财物贿赂时,财物仅仅是贿赂行为的工具,但是如果“性贿赂”的罪名成立,就会导致 “人本身或人的性行为是商品或工具”的谬论成立。

《刑法》中不便增加“性贿赂罪”的另一原因,是在司法实践中贿赂双方是一种权色交易,还是真的有了感情不好区分,这会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比如我们在日常办案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些人确实因为与当权者之间的“性”关系牟取了不正当利益,从这点上说存在“性贿赂”的性质,但是又不好说两个人完全没有感情,完全是用出卖性行为换取钱财,因为两个人到后来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个别人甚至以夫妻的名义一起生活。类似于这样的案件,在操作中很难区分哪些行为是属于纯粹的“性贿赂”,哪些不是。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某主任认为:情妇问题、“性贿赂”问题,表现为法律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因为要涉及人的情感和内心变化,不确定因素非常大,而且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在司法实践中界定起来很困难。比如,你要追究某人有“性贿赂”行为,人家双方之间有了感情怎么办?刚要追究,人家结婚了怎么办?如果被“贿赂”的一方是单身,人家属于正常恋爱怎么办?社会上可以出于对腐败分子的气愤用各种语言、方式谴责张二江之流的堕落,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必须理智地看待要不要在《刑法》中增加“性贿赂罪”的问题。

一位杨姓学者也提议不要增设“性贿赂罪”撰文强调:一个罪名出台的基本条件,一是具有社会危害性,二是具有普遍性,但还必须考虑到这种罪名设置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难度。有专家认为在《刑法》中增加“性贿赂罪”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取证。依法定罪的原则是证据。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等可以通过查获赃物、提取书证、证人证言等多种方式收集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而“性贿赂”由于性行为本身就具有发生在两个人之间,隐蔽性强的特点,目前的立法技术、取证手段都难以收集到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的证据,所以实际操作起来也有非常大的难度。财物贿赂一旦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即使受贿人不承认,也不影响对其定罪量刑;而“性贿赂”所能收集到的证据形式往往只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供述,“性贿赂”的另一方出于惧怕舆论压力和保护自己等种种原因,很少有人会出来承认与犯罪嫌疑人有过“性贿赂”行为,因此很难取得其他形式的证据来相互印证,而犯罪嫌疑人处于各种目的和动机,其供述又很难保证十分可靠。

因此,对“性贿赂”定罪的证据采集,就形成了法律上的一个瓶颈。此外,如果一些不法分子收买女性或拼接有关“性贿赂”的视听资料对人进行报复、诬陷,所谓“受贿人 ”又难以辩白,还容易出现错案。

在调研时,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黄京平也说,“性贿赂”确实是目前法律上的一个空白。但是这个空白需不需要在《刑法》中增加“性贿赂罪”的条款来填补,世界各国的法律不一样,但是立法规律是一样的。

“性贿赂”的问题,可以说古今中外同样存在,那么为什么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呢?这里面肯定也有它的原因。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性贿赂”调查取证困难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现行《刑法》来看,贿赂行为的罪与非罪,贿赂罪的量刑轻重,都依据贿赂的财物数额多少而定。而“性贿赂”的贿赂物是“性”,而“性”是无法量化的。所以“性贿赂”定罪量刑的依据就是个问题。

某学者发表文章还揭示出使“性贿赂”量刑更加复杂化的现象。据介绍,“性贿赂”根据所求事情的轻重、受贿官员的位置高低等,用来行贿的女性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最一般的是去色情场所,高级一点的则根据领导的喜好专门物色人选,对那些职位非常高的官员,行贿者甚至用飞机空运挑选好的“人选”供受贿者享用。有关人士说,行贿者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把用来行贿的女性当做商品分等,但是立法中的定罪量刑却绝不可以此为依据,因为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其实,早在几年前,一些学者也持这样的观点,性贿赂和其他形式的贿赂一样,是一种腐败行为,这也是性贿赂一说提出的法律意义所在,但是,要把性贿赂写进刑法典,其可能性则很小。首先,从我国的法律传统来说,历来对贿赂犯罪的规定都是以财物为贿赂物的,由于法律的传承性,是否将非财物贿赂纳入刑法典中,其可操作性太差。对于财物贿赂,区别犯罪与一般违法,有一个数额的标准。而性贿赂则不然。以上观点、建议,都是法学家的,那么,社会学者的态度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著名性社会学专家李某坦言:从法律的角度讲,的确是很难定罪。

“行贿方”是用自己的身体或感情去行贿,他(她)既是行贿方又是载体。假如当事人双方说他们是有感情的,你能怎么办?因为两性关系是一种私人以及精神层面的东西,你能判断出行贿方对受贿方的付出是有90%出于功利目的、10%出于感情,又或者是功利目的和感情各占一半吗?很显然,这个是法律无法量化的。因此更无法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定罪与处罚。有另一种情况是比较好处理的,比如通过花钱买色情行业的服务来向受贿方贿赂。这种情况因为功利目的明确、贿赂数目可以从所花金钱中得到量化,所以一般都能处罚到行贿方。但关于受贿方,又有一个新问题出现,假如受贿方一口咬定自己是因为喜欢行贿方送来的女人(或男人),基于感情的基础上才发生的性行为,法律能够制裁这个吗?所以“性贿赂罪”的确有很多界限模糊的东西,我们无法把一切都交给法律去解决。

文章来源:千客小说 编辑: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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